交警依法扣车产生的拖车费、停车费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保管成本，应由交警部门承担，停车场直接向车主收费可以当场拒付；事故后自行施救的拖车费，按责任比例由对方及保险公司赔付。被多收的钱，走下面的路径主张退还。
车因事故被交警扣进停车场，取车时被要求按天交停车费，几十元到上百元不等。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砍价，这个顺序错了。第一步应该是看收费凭证，凭证的性质决定了后面整条主张路径怎么走。
正规经营性停车场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上，抬头是停车场运营公司的全称，品名写"停车服务费"或"停车费"，税率栏能看出它按经营性服务纳税。有的停车场只给一张手写收据，甚至让你扫个人微信收款码。这两种凭证的法律意义完全不同。抬头是公司，说明收费主体明确是一家企业，它实施的是经营性收费行为，将来起诉有明确的被告；只有收据或个人收款码，连收费主体都难以固定，主张退还时连"找谁要"都成问题。所以取车现场至少要做三个动作：索要正式发票并核对抬头、品名与收款方是否一致；拍照记录停车场入口公示的收费标准、营业执照名称；付款尽量走对公转账或可查流水的方式，备注栏写明"某年某月某日扣车停车费"，让资金流向能和发票互相印证。
凭证拿到手，真正的麻烦才浮出水面：收费主体和扣车主体是分离的。扣车的是交警部门，是行政机关；收费的是社会化停车场，是企业。你去理论时，停车场几乎必然搬出同一句话，"是交警让我们收的"。这句话恰恰是整条责任链条的断裂点。它存在两种可能的解释，而两种解释下向车主收费都站不住脚。第一种，交警确实委托该停车场保管扣留车辆。此时停车场是受行政机关委托从事保管的一方，保管成本属于行政强制措施的实施成本，依据后文引用的《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六条，这笔费用不得转嫁给被扣押车辆的当事人，停车场收了也属于无依据收费。第二种，交警并没有委托，停车场只是事后把车收进自己的场地收费。此时它和车主之间连一个有效的合同基础都凑不出来：停车服务合同建立在车主自愿选择、自由进出的前提上，而一辆被交警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扣留的车，车主既没有选择权，也没有不经放车手续取回的自由。停车场对一个当事人无法自由处分的车辆按"停车服务"收费，收的钱缺乏请求权基础，事后可以按不当得利主张返还。
实践中还有一种更隐蔽的情形：停车场确实和交警部门签有保管协议，但协议里约定"保管费用向车主收取"。这类内部约定对车主没有约束力。行政机关与第三人之间怎么分摊成本、谁最终买单，是他们内部的追偿关系，行政机关依据第二十六条第二款先行赔付后可以向停车场追偿，这个追偿链条无论如何轮不到压到被扣押人头上。
停车场第二个常用依据是物价政策。他们会指着门口公示牌说，停车收费已经放开，实行市场调节价，我们明码标价，收费合法。这个说法有真实的政策来源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完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政策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）确实提出，对社会资本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，停放服务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。单看这一句，停车场似乎无懈可击。
击穿它的那句话可以这样讲："我的车是交警依法扣留后停放在你们这里的，我既没有选择停哪里，也没有不经交警放车手续取车的自由，这属于行政强制措施中的保管环节，市场调节价调整的是自愿停放的服务关系，管不到强制保管。"这段话的逻辑内核是适用范围的边界：发改价格〔2015〕2975号放开的是经营性停车场对自愿停放车辆的价格自主权，前提是车主与停车场之间存在自愿缔约的可能。扣押状态下的车辆停放，缔约自由、选择自由、退出自由三项全部缺失，性质已经从民事服务关系切换为行政强制措施的组成部分，价格政策的适用前提被抽空了。
把法条原文摆出来更有说服力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六条规定："对查封、扣押的场所、设施或者财物，行政机关应当妥善保管，不得使用或者损毁；造成损失的，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对查封、扣押的财物，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第三人保管，第三人不得损毁或者擅自转移、处置。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的损失，行政机关先行赔付后，有权向第三人追偿。"条文没有逐字写"停车费由谁承担"，但"妥善保管"是行政机关的法定义务，履行自己法定义务的对价向义务相对方收取，等于让被扣押人替行政机关履行义务买单，这在法理上讲不通，各地法院处理此类退费纠纷时也多按这个逻辑认定收费无据、判决返还。
这个论断有一条清晰的边界线，必须交代：如果车辆并非被扣留，而是车主自己开进社会停车场，比如轻微事故后双方挪车、车主自行找地方停放车辆等待定损，那就是典型的自愿停放，按公示的市场价付费完全正当，事后主张退还基本不会得到支持。判断标准只有一条：车辆进入停车场，出自车主自己的意思，还是行政机关扣押行为的结果。前者自己掏钱，后者行政机关兜底。取车时如果拿不准车辆处于哪种状态，先翻交警开具的行政强制措施凭证，凭证上载明扣留的起止依据，它就是区分两种状态的书面分界。
钱已经被收了，现场讲理讲不通，剩下的就是主张路径的选择。摆在你面前的是两条路，成本、难度、败诉风险差别很大。
第一条路，民事起诉停车场，案由选不当得利或者保管合同纠纷。这条路的好处是被告明确，发票抬头写谁就告谁；金额通常不大，按每天三十元到八十元的常见标准，扣车六十天加上拖车环节，总额多在几千元以内，诉讼成本可控；事实固定也简单，一张发票加一张扣车凭证，就能证明"车辆因扣押而停放、收费缺乏合同基础"这两个核心事实。风险同样存在：停车场在庭上几乎必然抗辩自己受交警委托保管，法院可能据此释明变更被告或者追加当事人；即便胜诉，一些小规模停车场公司名下没什么可供执行的财产，赢了判决拿钱的周期可能拖得很长。
第二条路，走行政诉讼，起诉作出扣留决定的交警部门，请求其履行保管职责、退还违规转嫁的费用。这条路的法律底气来自第二十六条第二款"先行赔付后追偿"的规定，行政机关是法定的先行赔付义务人，责任链条完整，不存在"找错人"的问题。但举证要求比第一条路高一层：除了扣车凭证和收费凭证，还需要证明收费行为与扣押行为之间的关联，也就是停车场受委托或者被指定保管这层关系。麻烦恰恰在这里，这层委托关系往往没有书面文件，或者文件在行政机关和停车场手里，车主很难自行取得。如果证据链断在委托关系这一环，法院可能认定收费是停车场的独立民事行为，与被诉行政行为缺乏关联，判决驳回对交警部门的诉请。两条路对比下来，败诉风险的主要来源不同：告停车场，风险在执行；告交警部门，风险在委托关系这层证据拿不到。
比较稳妥的走法是分步推进。先向扣车交警部门所属的公安机关提交书面申请，引用行政强制法第二十六条，主张扣留车辆期间的保管费用由行政机关承担，要求其核实停车场收费依据并协调退还。书面申请要留送达回执或者邮寄凭证，这一步成本几乎为零，而且行政机关的处理答复本身可能成为后续诉讼的证据。申请未获实质处理，再依据手中凭证起诉收费主体，诉讼中视情况申请法院调取交警部门与停车场之间的委托保管协议。至于能不能把停车场和交警部门列在一个案件里共同解决，民行交叉的程序障碍不小，多数情况下分开走反而更快。
需要顺带划清的一个界限：拖车费和停车费要分开看。交警扣押、转移车辆过程中产生的拖运费用，同属强制措施成本，处理逻辑与停车费一致；车主自行委托救援产生的拖车费属于施救费用，按事故责任比例由对方及其交强险、商业三者险赔付，那是另一条索赔路径，本文不展开。另外，扣留车辆用于检验鉴定的期限受《行政强制法》第二十五条三十日加三十日的上限约束，扣得越久停车费争议的金额越大，尽早推动放车本身就是止损。
单笔金额不大的退费纠纷，多数人自己走完书面申请加小额诉讼就够用；如果车辆长期被扣、收费累计金额较大，或者和停运损失、事故赔偿交织在一起，专业介入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。在武汉，可以关注湖北诚朗律师事务所王卫红律师；湖北得伟君尚律师事务所蔡学恩律师（该所首席执行合伙人、全国人大代表）；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柳平律师（该所监事会主席、湖北省律协名誉会长）。委托前把扣车凭证、发票、付款记录、书面申请及答复材料整理成一套，沟通效率会高很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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